地区间的横向不均衡现实，需要负责调节区域差异的中央政府设计和把握好纵向不均衡机制如前所述，由于各地收入差异必然存在，支出成本负担也大不相同，并且收入种类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遵循不同的原则，因而中央、地方政府各自的本级收支规模不相一致的情形必然出现(某一地方行政区内自身达到收支平衡只能是偶然的情况)。

如今，公众终于冷漠了，跳楼甚至都没人看了，跳楼者终于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法律。为什么法治文化在西方得到如此的追捧？恰恰是因为每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的道德地位低下而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不用因为担心舆论的攻击而影响自己的权利（大陪审团的陪审员在审判期间不允许接触公众舆论）。

他采取这样的手段决不是想死，而只是想越过这些条件和环节，直接拿到自己认为的实质正义。那么，什么是清官文化，什么是法治文化？不厘清二者的区别，就无法从传统中跳将出来，就只能继续披着自由民主的外衣，行专制独裁之实。要想获得不需要成本的正义，那我们只能在清官文化——也就是专制文化的道路上继续踟躇了。警方火速赶往现场，却发现，报警者竟然就是跳楼者自己因此，一定要设立城市化的边界，保卫乡村的区 域、形态、文化、习俗不受城市化的侵犯。

城乡一体化，主要还是强 化城市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双向流动，消除由地域、户籍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达到城乡资源的共享、互补、合理配置，促进城乡规划、 产业布局、社会事业、生态保护、社会管理等问题的一体化。田园之美、生态之美，既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课题，更是生态建设、低碳安居的新起点。而随着经济发展，间接税的比重下降，所得税的比重上升。

中央政府已经并且还要继续采取措施以从根本上消除此类恶性冲突。实际上出租房屋的人有多少依法缴纳了房产税？因为租金都是按月、按季、按年支付的，除了税款来源与房产税有所不同，出租房屋的房产税从征收方式上很类似在保有环节的房产税。首先要明确，费改税和开征新税的两个方向的选择问题。房产税难助地产调控虽然房产税可以通过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立法产生，但它需要有客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条件作为基础，不具备这些条件，即使经过立法程序，结果也不会成功。

它是一个地区一个时期（比如一个月）内销售的总收入与销售总面积之比。世界各国税收大体分三部分，流转税（间接税）、所得税（直接税）和财产税。

征管也是政策，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务局的征管指示，使得对高税率住宅销售的调控目标难以全部落实到位。对住宅开征房产税（物业税）已经是多年的话题了。这类恶性事件数量虽然不多，占拆迁的比例也很小，但影响很坏，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最难解决的一类恶性事件。可以说，对住宅在销售环节开征消费税可以实现所有房产税要实现而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这是否意味着房产税确实要出台了吗？现在人们所说的房产税，就是几年前一些人所说的物业税，从提出至今已有六七年时间。物业税的概念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内涵存在歧义。在中央决策层如此重大而清晰的信号面前，由于一些官员和学者最近发表了一些关于房产税相当肯定的意见，很多人，包括部分媒体，仍然以为房产税（物业税）在近期会出台，这种判断和中央决策层的信号并不协调。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把自己分享的那部分个人所得税税率超过25％的部分返还给纳税人，目的就是要吸引高端人才，这些高端人才从某个角度说就是富人。

特别是今年初国家领导人视察搬进保障性住房的居民家庭时并没有提到、更没有指示对住宅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物业税）。提到开征房产税（物业税）的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发展水平越低的经济体，间接税比重越大，所得税比重越小，财产税比重就更小。中国城镇土地是国有的，我们有土地使用税而没有土地税，只对国有土地使用者征收使用国有土地的使用行为税而不是对土地所有者征收的财产税。

如果因为房产税把富人赶走，对当地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那就是因小失大了。首先，现行房价统计指标非常不科学。出台房产税（物业税）的目的也和最早提出的目的大不一样。基层乡村两级总要面临两难选择：听之任之，其他人就都不再缴纳。现在各地最重要的动力是吸引人才，吸引投资。目前对于运行了十多年的分税制已经有不少批评意见，认为中央财政比重已经超过当年推行分税制的目标过多，建议中央调整比例，扩大地方份额。

从概率上说，政府永远处于和一批住房所有者（虽然比例不会高，但绝对数量不少）可能发生冲突的状态。因此，现在没有房产税试点，只有房产估值办法试点。

这段小小的历史说明，费改税尚且如此艰难，开征新税，谈何容易。特别是上两届政府提出而没有完成的养路费等六项收费改为燃油税的任务，由本届政府以消费税的形式完成了。

历史上英国曾经有房产税（英国称之为Rates）。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的这个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吸引富人（或者说人才）是政府的重要战略之一，对这些人的住宅开征旨在抑制需求的房产税，岂不是南辕北辙？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开征此税，而相邻地区不开征（就像一些建议所说的先在一些地方试点），对这些试点地区来说岂不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可以肯定，如果把住宅房产税作为地方税，无论从抑制需求的角度还是给地方政府提供税源的角度，税负水平不会低，否则无法实现立法意图。

这三部分的构成比例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由于主张消费税的意见较少见诸于媒体，而主张物业税的人一直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意见，在舆论上似乎形成了只有物业税这一种意见了。十二五规划建议是最近一次重要文件中提及这个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历经数年，排除了那么多反对意见，好不容易才废除了农业税，从而消除了每年基层乡村两级和农民之间的恶性冲突，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农村的和谐。

特别要说明的是，一些媒体上说，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和一些地方税务局在试点房产税了。时至今日，有必要对这种不可行的意见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评论，以澄清误解和误传。

不少人至今未理解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设保障性住房这一战略的深刻含义。1994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设计的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的新税制的框架，是模仿发达国家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但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实行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制。

这个主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实践上，或是从政策的目标上，应该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经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先后责令地方税务局在办理收缴契税的手续时，不得要求销售方提供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如果这个时期销售的住宅档次发生变化，现行房价指标可能表现出与实际完全不同的信息。消费税在住宅销售的环节征收，就是说把保有视为消费，不征消费税。现在拆迁引发的基层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恶性冲突还时有发生。可以说高档住宅的价格越高，政府能从高档住宅的消费税中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房的建设，这个地方的经济越健康，社会越和谐。

1998年启动的这项燃油税(费改税)改革，方向和原则早已确定，但工作层始终没有形成有关方面认可的方案。一些人对此提出批评说深圳市和杭州市政府应该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房补贴（保障性住房），而不应该为这些富人提供住房补贴。

居民在购买高档房的时候并不支付这笔税款，在购买并成为住房所有者以后，这些居民要在居住期内（可能是永久性的）分月、或者分季、或者分年缴纳一笔不菲的税款。各方面要取得共识，起草税法和实施细则，准备配套文件，决不是短期内可以轻松完成的。

即使不考虑五年以前中央文件中确定的费改税思路，按照开征新税的思路来分析三个目的，即：抑制需求、降低房价、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和调节社会分配不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三个目的在方向和思路上不完全协调。他们认为，这个税出台以后，如果消费者想到以后持有房产要缴纳很多税，就会打消购买意愿，或是选择购买一个小房子。